编者按
中华文化是由生活在神州大地上的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共同创造的。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朝戈金研究员的《如何看待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一文，告诉我们在大力弘扬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如何对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的价值、意义和功能，有更为充分的理解和认识。内蒙古大学米彦青教授的《再现蒙汉文学交融的历史图景》一文，指出站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视野下首次在整体意义上对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文献进行大规模深入细致的文献整理，是一次庞大的系统文献整理工程，这对于再现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的历史图景和真实面目无疑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辽金元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文化交织碰撞，形成了千帆竞发的多民族文化圈。新疆大学和谈博士的《契丹文学述略》一文，从中华文化的大视野下审视契丹文学，有助于科学地了解契丹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对认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内涵，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价值。（多洛肯）
如何看待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
作者：朝戈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华文化是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共同创造的。当我们今天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时候，主要指的是中国政治上一体、文化上多元的基本特征。其实，若再进一步说，小而言之，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而言之，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至于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的价值和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已有精要概括：“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概括一点说，中国境内这些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当然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动见证，也是繁荣发展祖国丰富多彩的文化，维护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资源。历史上尽管也有族群之间的冲突和对立，有矛盾和斗争，但主流和总体态势，是各民族在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和文化创造上长期相互学习和借鉴，沟通和交流，进而在各自的发展中，以多种多样的方式，生动印证文化通过共享获得繁荣进步的普遍规律。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国文化道路的基本样貌。在世界上种族冲突和文化冲突频仍的今天，中国文化道路的反思和总结，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少数民族文化对整个中华文明所作出的贡献，今天仍然以多种方式存在，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仍然很好地保存在少数民族民众当中，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容易识别。在宗教信仰实践、语言文字使用、艺术创造欣赏、宇宙自然认知、生计劳作操持、社会人伦赓续等方面，都体现出他们惊人的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创造能力。另一方面，还有不少文化，已经长期为诸多族群所共享，不大容易看出渊源了。在观念信仰、经济生活、政治和社会管理智慧、军事思想、艺术创造、语言文字使用等方面，充分地彼此借鉴和相互融合，就形成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胸襟和气度。举个很久以前的例子，成书于北魏末年（533—544年）的世界农学史上最早专著之一的《齐民要术》里，就有不同族群之间文化交流的内容。有学者总结说，其中至少记录了少数民族在育种和引种方面、畜牧文化和畜牧技术方面，以及饮食文化方面，对中原文明曾作出很大贡献。
拿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情况做进一步讨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主张文化多样性的必要性，也有助于更好地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在中华文学（文化）的大格局中，如何理解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意义和功能呢？
它们首先是各民族人们通过语言文字对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和感受进行艺术把握和表达的成果。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不同于汉民族生活场景的各具特色的风景画和风俗画，出现了描摹和歌颂草原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绿洲农业文化、高原农业文化等的文学。在中国文学人物形象的长廊中，就不仅有皇上和官僚、地主和资本家、军阀和士兵、工人和农人，还有牧人、猎人、渔人，有可汗和巴依老爷，有土司和奴隶、毕摩和东郎等。
从文学样式说，在中国文学的谱系中，就在诗词歌赋、小说散文之外，增添了“三大史诗”和以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为主要类型的南方史诗群；增添了阿肯弹唱、好来宝、约隆歌、克智论辩、目瑙纵歌等特有的文学形式。
在中国文学家的长廊中，在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龚自珍、鲁迅、巴金等之外，还有仓央嘉措、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耶律楚材、萨都剌、尹湛纳希、哈斯宝、老舍等，有伟大的口头诗人琶杰、康朗英、扎巴、朱乃等。
在浩如烟海的汉族文学经典作品之外，还有《越人歌》《白狼王歌》《敕勒歌》《福乐智慧》《蒙古秘史》《萨迦格言》《米拉日巴十万道歌集》《一层楼》等文人创作，也有《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苗族古歌》《勒俄》《厘俸》《布洛陀》《黑白战争》《召树屯》《珠郞娘美》《仰阿莎》《艾里甫和赛乃姆》《萨丽哈与萨曼》《少郎和岱夫》《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阿诗玛》《嘎达梅林》等脍炙人口的口头文学经典。
诚然，由于真正通行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不足十个（虽然拥有文字的民族超过20个），而中国境内的语言有130种——根据一些语言学家的晚近调查统计。所以，在人们印象中少数民族文学主要是民间口头文学。实际情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个少数民族的书面文学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产生了数量可观、影响很大的各类作品。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少数民族文学，以其多样化的存在方式，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提供了极为鲜活的材料和极大的阐释空间。此处仅以数例稍事说明。譬如，一个民族的文学从民间口传文学向文人书面文学发展的过程，究竟有哪些规律应当认识和总结？屈原已经离我们很遥远，许多观察和分析无从进行了。可是在少数民族这里，就在20世纪，不少民族拥有了他们自己的第一代作家。这就为研究文学从口传向书面的演化，提供了鲜活的样本。再如，众所周知，在中外文学发展历程中，都先后出现过文史不分、文艺不分的现象。但是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再想要实地调查和切近研究这种现象，就很不容易了。可是对于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学者而言，这简直不成问题。他们随处都能见到一个大型口头叙事，里面有关于创世的推演，关于迁徙的记忆，以及关于英雄的颂歌，如《亚鲁王》。也很容易看到，一个大型的集体舞蹈场面，如“目瑙纵歌”，就同时是景颇族的历史起源、宗教信仰、道德观念、音乐、舞蹈艺术等的大型综合性叙述和表演。又如，以民间文艺家的类型而言，世界上罕有像藏族格萨尔艺人这样在一个口头艺术样式里集中如此不同传承者类型的事例——神授艺人、掘藏艺人、圆光艺人、闻知艺人、吟诵艺人等。对他们各不相同的传承方式进行精细研究，一定会有十分有趣的发现。于是，长期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学者，就会形成更为宏阔的关于文学的理解。假若看到一段青藏高原上的集体舞蹈，被告知这是关于世界起源的叙事，他们不会感到大惊小怪；看到贵州麻山的东郎给躺在棺材中的逝者吟唱《亚鲁王》，他们也不会因为接受美学的范式被颠覆而不知所措；看到蒙古高原上的某个语言大师在即兴演述时随兴致抻长或压缩故事时，他们也不会因为教科书上关于文学叙事样式的长度界定而困惑；在四川凉山观察一段以仪式为框架的艺术叙事时，他们不会斤斤计较于故事的“完整性”，因为知道还有其他尺度在规范着演述；他们更不会找到一个著名口头诗人，记录一次故事演述，就宣称已经掌握了某个文学“作品”，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手中的材料，不过是“一次”记录，这个记录文本可能就是一个被意兴阑珊的歌手大大压缩了的故事样本，不足以体现那个故事的全貌。总之，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以其极为丰富多样的存在方式，构成了文学大花园中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瑰丽景象。虽然经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搜集和整理，但到今天为止，还远说不上已经全面掌握了资料。沟通交流的屏障、语言文化的屏障，观念认识的屏障，都大大减缓了搜集整理工作的步伐。至于立足于这些材料的研究，则刚刚冒头。精彩的、立足于这些鲜活材料的、能够极大地修正，乃至颠覆既有文学观念的研究，还在蓄势待发。至于随着新技术的大量运用，把少数民族文学中那些最具魅力的部分以创新的思维、合于时代情怀的手段呈现出来，成为艺术创造的源泉和供人欣赏的精品，还只是我们殷切的期待。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成就，是人类艺术创造能力的生动见证。我们尤其对那些不可再生的文学遗产和文学活动，抱有崇高的敬意。它们所具有的文化样板意义，是怎样评价都不过分的，我们应当格外珍视和保护才是。在今天的国际大环境下，维护人类和平，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鼓励不同文明之间彼此对话、尊重和欣赏，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在中国，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和学习，欣赏和共享，也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契丹文学述略
作者：和谈（系新疆大学学报编辑）
契丹人自皇帝而下，喜好文学，揭开了中国少数民族大量进行双语创作的序幕，这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的一大变局，中国文学史的多元并蓄局面从此逐渐走向兴盛，尤其是他们的汉语文学创作，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大特色和亮点，为发展和繁荣中国文学作出了较大贡献。元明之际，契丹人完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列，明代以后史籍，几乎见不到有关契丹的记载，契丹文学至此即告结束。不过，契丹作为一个民族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其族群创作的文学作品却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别具风格，值得我们重视和珍惜，并认真加以整理、继承、研究。
契丹归猎 资料图片
近百年来，对契丹（Khita或Khitay）民族、语言、历史、考古、民俗等领域的研究已成为国际性课题，对契丹大小字的解读甚至成为世界“绝学”。但与上述领域相比，学术界对契丹文学的研究则显得略微沉寂。从查阅文献资料的情况看，截至目前，国内外没有一本专门的《契丹文学史》著作；已经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著作，对契丹文学的论述也比较少；相关学术论文虽有一定的数量，但分量与影响仍显不足。
契丹文学可分为口头流传文学、契丹语书面文学、契丹作家创作的汉语文学以及翻译文学。综合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大体可分为五类：一是契丹口头流传文学研究，这一研究近于神话传说和史诗研究，主要有日本学者蒲田大作《释契丹古传说——萨满教研究之一》。二是契丹语文学研究，主要有苏联学者B.C.斯塔里科夫《论契丹文学》、周惠泉《论辽代的契丹文文学》两篇论文，其中斯塔里科夫的研究极有价值，他根据出土的契丹大小字文献研究出契丹墓志诗的韵律和结构。三是契丹族作家研究，主要有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和《耶律文正年谱余记》、陈垣《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异趣》和《耶律楚材之生卒年》、刘晓《耶律希逸生平杂考》、澳大利亚Igor de Rachewiltz《A NOTE ON YELV ZHU耶律铸AND HIS FAMILY》等论文，以及刘晓《耶律楚材评传》、日本学者饭田利行《大蒙古禅人宰相耶律楚材》和杉山正明《耶律楚材とその时代》等著作，在这些研究成果中，王国维和陈垣卓为大家，有拓荒之功；日本学者的研究角度新颖、爬梳详细，发人深思；刘晓则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多所开拓，亦有不少创见。四是契丹族作家汉语文学及翻译作品研究。契丹族作家汉语文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晶《论辽代契丹女诗人的创作成就及其民族文化成因》和《耶律楚材诗歌别论》、别廷锋《辽代契丹族文学概说》、查洪德《耶律楚材的文学倾向》、李军《论耶律铸和他的〈双溪醉隐集〉》、白显鹏和于东新《论金代契丹族耶律履父子词》等；翻译作品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陈重和米有华《试谈辽代长诗〈醉义歌〉》、周惠泉《辽代契丹文文学的代表作：〈醉义歌〉》等。五是相关的文学史著作，主要有张晶《辽金诗史》和《辽金元诗歌史论》、罗斯宁和彭玉平《宋辽金元文学史》、黄震云《辽代文史新论》和《辽代文学史》、杨镰《元诗史》等。这些文学史类著作虽然研究比较全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其并非契丹文学专论，且未关注耶律铸、耶律希逸、耶律希亮等许多契丹族的重要作家。
从契丹作家创作文学的特点看，第一，契丹作家多以对中国正统和中华文化的认同为创作思想基础。略举二例：第一例见于《辽史·耶律倍传》，辽太祖欲祭祀有大功德者，大臣提议祭祀佛，太祖否定曰：“佛非中国教。”太子耶律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十分高兴，立即下令建孔子庙，并诏皇太子春秋释奠，可见辽太祖与太子均认同辽乃中国之一部分，认同儒家创始人孔子及其思想。另一例见于《辽史·世表》：“故君四方者，多二帝（按，即黄帝、炎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辽史》最初的史料来源是耶律俨的《实录》，耶律楚材家族的耶律履、耶律铸等人先后参与纂修，该书最终成于元代脱脱等人之手。既然契丹人称自己为炎帝之后，可见他们完全认同自己华夏后代的身份。在很多契丹作家的诗文著作中，多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著作诗文多求经世致用，且多秉持“天下一混车书同”的思想，辽代皇帝曾下诏“听契丹人与汉人通婚”，以平常心看待民族融合，故其诗文往往不分彼此，民、汉作品思想内容并无差别。
第二，使用双语进行创作。辽金元皇宫朝廷中官员的交流与交往、民间的交流与交往，必定是双语状态。《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的编撰者意识到了这一点，专门在《导言》中撰写了《多语状态》一节，认为：“在这些外族人中，那些亲汉人的知识分子精英不仅经常不断地学习用文言写作的高深技巧，而且持之以恒地努力把汉文文献通过翻译介绍给他们的同胞。”从现存的契丹诗文来看，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部分出土墓志正面和背面的契丹、汉字双语志文。
第三，女性文学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学史上，契丹女性文学可算是独领风骚。查古代史籍，懂汉语的少数民族女性数量极少，能进行文学创作的，更是凤毛麟角，这大约与她们缺乏学习教育机会有关。相比而言，契丹女性无论在接受艺术教育、汉语学习，还是在参与文学活动乃至创作方面，都更加开放和主动。在辽代契丹女诗人中，有两位被写入中国文学史教材，一位是萧观音，另一位是萧瑟瑟。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评价说：“辽诗中最能见出特色，也最能动人心弦的当是契丹女诗人萧观音、萧瑟瑟的作品。”尤其是萧观音，因其文学成就较高，1986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于辽代作家中仅列其一人，能够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可谓实至名归。
再现蒙汉文学交融的历史图景
作者：米彦青（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元明清时期，蒙汉文化交融日益深入，蒙汉文学的交融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文学。蒙古族文人使用汉文创作始于元代的伯颜，至清末的贡桑诺尔布，计有300余人。汉族文人从元代刘秉忠至清末的丘逢甲，约有700余人创作了表现蒙汉文化交融的作品。元明清蒙汉文人用汉文创作的体现蒙汉文化交融的作品数量庞大，据统计在3058卷以上，涉及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文学样式，散见于总集、别集、史籍等各种文献中。
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文献整理与研究在国内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有30余年的历史，可以概括为三个发展阶段：一是研究起步阶段（1980—1989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学人开始关注蒙古族文人的汉文创作，继而集中在对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文献初步的搜集整理、蒙古族文人生平族属及其诗作考辨上。文学研究集中在对个体文人的研究。这些搜集整理及研究成果虽然未能从整体上阐明蒙古族汉文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但是为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文献整理与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二是研究的发展期（1990—1999年），这一时期对蒙古族汉文创作的整理与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对蒙古族汉文创作在中华文学史上的存在意义和价值进行了整体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对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研究侧重挖掘作品体现出的民族性和艺术性，阐明其反映的蒙古族独有的生活经历、地域文化、在艺术上特有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其对蒙汉文学文化交流的贡献等。三是研究的拓展深入期（2000年至今），这一时期的研究为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文献整理与研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积极的推动，其中既有宏观的理论观照和阐述，亦有微观的实证研究和辨析，既有文献考证，又有作品阐释，研究内容得以拓宽，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得到了丰富和提高，迈向学科和学理性层次的研究趋势已然形成。
综观以往的研究，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文献整理与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是文献的搜集整理是文学研究的基础，要对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文献展开系统研究必须从文献整理考订着手。迄今为止，虽有《雁门集》《那逊兰保诗集三种》《清前期蒙古汉诗集系列点校》《清代诗文集汇编》等整理元明清蒙古族汉诗创作的成果，但这仅是元明清蒙古族诗人汉诗创作总量的二十分之一，还有百余位蒙古族诗人创作的数万首汉诗未得到专门的整理。更有数量巨大的蒙古族汉文创作的词、散曲、杂剧、小说等文献整理工作，也尚未系统展开。此外，已有的对蒙古族文人汉文创作的整理成果多在十多年前出版，随着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现，新材料和新版本的发现，其中有的观点需要重新审视，考证需要重新修正，需要重新对它们进行精细严谨的整理校勘研究。因此，对蒙古族汉文创作的搜集整理具有很大的发展和突破空间。二是元明清蒙古族使用蒙古文创作的反映蒙汉文化交融的作品尚未得到重视和系统整理，蒙译汉文学典籍文献也未得到系统整理。以古代蒙译汉的文学典籍为例，从阿日那到哈斯宝，已有50余部汉文小说被译为蒙古文，包括《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等，蒙译汉戏曲、曲艺抄本约有2000余种，蒙译汉散文约有近万篇，包括序跋、逸事、传记等，还有数量庞大的蒙译汉题注、书录等。这些蒙译汉文学典籍散落在蒙古国、日本以及国内各个图书馆和博物馆，亟须系统挖掘、搜集与整理。三是元明清时期汉族文人在蒙古族聚居地区游历、仕宦，创作了大量反映蒙汉文化交融的作品未得到全面的整理。汉族文人创作的反映蒙汉文化交流的诗歌计有8000余首，词、曲约有5000余首，散文约有8000余篇，需要对这些作品进行全面搜集、整理、汇编。四是对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大家、名家未编订年谱。对蒙古族汉文文论文献及使用蒙古文对汉文诗人创作介绍与评论的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薄弱，成果寥寥。需要汇集元明清蒙古族文人汉文撰写的诗文评、蒙古文撰写与蒙汉文学交融相关的诗文评，包括序跋、诗话、词话等，进而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层面上直观地呈现元明清时期体现蒙汉文学交融的作家、作品在不同时代的文学地位和价值判断。五是对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文献的整理大多是单一或片面的，尚未形成整个体系的文献整理，缺少经过深思熟虑的文学系统整理的途径和方法，使得现有的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文学整理与研究缺乏整体性的改观。对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的研究多沿袭传统视角，需要不断更新研究方法，要有不同研究角度的介入，综合使用传播学、接受美学、民族文化心理学、民族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全方位探讨蒙汉文学交融的互动关系，总结其内在规律与外部原因。
元明清时期创作了体现蒙汉文化交融作品的作家，特别是蒙古族文人，因为生平资料缺乏，文字记录不完备，他们的生卒年、姓氏、家世、族属、生平经历、创作时间、本事、文人之间的交游唱和等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全面考订。他们的汉文集子大多未能排印刊行，刊行出来的集子也未得到精细的校勘，存在着不少错讹。汉族文人创作的体现蒙汉文化交融的作品也尚未得到系统化的搜集、整理。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的文献整理与研究便是要全面系统地解决这类问题，完整展示蒙汉文化交融互动的历史过程，同时注重文献整理的可靠性、实证性以及学术价值，这无疑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价值，又为今后蒙汉文学交融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系统完整、坚实可靠的文献资料。
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文献整理和研究可以发掘蒙汉文学交融在中国文学精神和中华文化传统生成中的积极作用，阐明中华文学和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绝非汉民族一个民族所能承担与完成的，而是由众多民族共同参与和共同促成的。探讨、描绘蒙汉文学的碰撞、影响、交融等层面的历史关联及其相关文献的整理是对蒙汉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的系统归纳和总结，其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符合国家战略需要，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社会意义，对推进中国和蒙古国的文化交流也具有应用价值和借鉴作用。
《光明日报》（ 2017年04月10日 13版）
